718岁月(上)(组图)

50年前,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帮助下,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大山子建起了国营华北无线联合厂)。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718厂成为我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标志性的包豪斯建筑群依然耸立着,它们保留着一个城市的工业记忆;而从718到798的变迁,记录了城市产业调整的轨迹。

这是一幕奇特的庆典。旧机床嗡嗡嗡嗡地空转,摩擦出的火花替代了焰火。绚烂,而且更富有想象空间。

2007年9月28日的傍晚,酒仙桥路4号大院的空场上,“北京798艺术区第二届艺术节”正在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粗粗细细的工业管道围裹着大院内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横亘在半空;艺术工作室五颜六色的喷绘和涂鸦弥漫着自由创作的气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就是蜚声海外的“798”艺术区。

来宾当然大多都是艺术界人士。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刚刚飞抵中国的德国老人。他们与艺术无关,却与“798”有关。

80岁的多布拉斯一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接待人员:“我的搭档董贻中还健在吗?”

俩人一见面,多布拉斯就跟董贻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激动和炽热的情感却不受任何克制,自由地表达出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补偿长久的思念。

两个人久别重逢,仿佛有说不完的线多年前,两人也是如此这般地友爱亲近。那时,先是董贻中被派往东德学习技术,他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才到达柏林,被送进了海穆斯道夫陶瓷厂。在那里,他结识了“老师”多布拉斯。一年多以后,“老师”也来到北京,负责718三分厂所有原料、配料的化验,成为“学生”的下属。两人自1957年分别后,最近一次见面也是10年前了。

如今,当年的小伙子都已垂暮,而他们经常工作的三分厂粉碎原料、配置瓷料的生产楼,也已经变成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克张的工作室。

中方代表团成员、通信部器材处副处长郭平欣拿着一份询购单焦灼地徘徊。他带到莫斯科的,是一项苏方无法完成的建设任务。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要建设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需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这次谈判的目的就是商议苏联援助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项目。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建设重工业的方针,是我国领导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确定下来的。

此次被端上谈判桌的议题中,电子工业的建设项目甚为重要。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也只有6个比较像样的有线电和无线台,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几乎为零。于是,在全国第一次电信工业会议上,筹建电子管、无线电元件和交换机生产厂的动议被正式提出来,并很快得到批准,并让郭平欣向莫斯科方面探寻可行性。

结果,援建电子管厂和交换机厂的动议得以顺利通过,电子元件厂却被苏方拒绝,理由说来倒也简单:“援助电子管厂是可以的。至于无线电元件,连我们的工厂都是东德帮着建起来的,你们去请东德帮忙吧。”

苏方代表的话让郭平欣颇为犯难。按理说,东德工业发展水平的确位居世界前列,苏联战后恢复建设也得益于部分东德专家的帮忙。但这样一来,项目就要转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作了。这样行吗?郭平欣赶紧向国内请示。

10月29日,通信部主任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当天,这份报告就被周总理批示给陈云、、李富春、、杨立三,空白处清清楚楚地写着:“同意设立两厂方针,具体设计和布置,待苏联综合设计组来中国后即与他们计议此事,看是否包括在他们的设计任务之内。……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

周总理的批复立刻转到了莫斯科。有了总理的认可,郭平欣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上世纪30年代,罗沛霖就在延安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讯材料厂。1948年,他在上海交大师兄钱学森的推荐和组织部分资助下,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修,获得博士学位。也因为这段交情,罗沛霖在回国时,险些被追查。好在有惊无险。他刚回国,就接到钱三强请他到科学院工作的邀请。不过,罗沛霖还是选择留在了产业界。

在国际长途电话里,郭平欣让罗沛霖赶紧到中国赴东德贸易代表团报到。代表团人数不多,十来位,每人专司一个领域,罗沛霖负责电子仪器方面工作。

如今,在月坛南街一个安静古朴的小区内,已94岁高龄的两院院士罗沛霖静静地坐在书房里。那些50多年前的记忆依然鲜活地存留在老人心中。

1951年底,时任东德重工业部部长的齐勒,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罗沛霖。“我让无线电远程通信工业局派专人负责这个工作。”齐勒办事干净果断,看过罗沛霖递上的询购单后没两分钟,就布置好了工作。

但接下来的工作远比齐勒的应允要麻烦千百倍。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从模具、动力到生产、检验齐备的大而全工厂。这样的工厂不仅在苏联没有,在东德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厂涉及的产品、技术之多,需要动员全东德无线电工业力量。

第二年的7月,罗沛霖只身一人赴东德谈判、考察,他需要与近50个研究单位和工厂进行接触。陪伴他的人是东德无线电远程通信工业局专家那格勒。

那格勒大罗沛霖几岁。在罗沛霖的回忆里,他为人和善、充满专业精神。第一次见他时,罗沛霖发现,他竟然每天乘坐地铁,从西柏林的家里来东柏林上班。当时东、西柏林尚未隔绝。

考察刚开始,两人带着翻译同行,后来他们直接用英文交谈,连翻译也省了。就这样,在烈日炎炎的7月,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乘着一辆破旧的宝马牌汽车,在东德的十几座城市和近50家工厂、研究所之间往来奔波。

所到之处,罗沛霖都获得了热情、友善的接待。每到一个工厂,厂长和总工都仔细向他解释技术和工艺,分析他的需求。但是,从没有人提过要技术转让费。“技术方面一个钱不要,只收个设备费,也没人讨价还价。一位专家说,我们花了10年搞的,你们一天就学会了。”说这话时,罗老感慨万分。

其实,当时二战刚结束6年,东德也很困难。罗沛霖穿行的城市中,随处可见废墟,到处忙于重建。

德国人尽最大努力,给罗沛霖提供了种类和规格繁多的产品,如果将它们列成清单,数量绝对过万。千挑万选之后,罗沛霖最终确定了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项产品,初步核算需要1万4千亿元,后来经过货币改革,按照10000比1的比例折算,需要1亿4千万元。而在当时,10元钱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正常开销。

195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罗沛霖带回的工厂计划任务书。那个时候,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正式拉开序幕。这个刚刚获批的电子元件厂成为“一五”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没有名字,这座即将诞生的电子元件厂当时只有一个代码:718。工厂以数字命名,表明这里是军工保密厂。它最终被确定建在北京。按照国家的战略规划,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应该各有一个电子工业中心。苏联已然同意要在成都援建一个小规模的无线电器材联合厂,那么,另一个就要落户北方。恰好,北京按照当时的首都城市发展规划,正欲发展现代工业。多方积极申请下,终于让“718”和苏联援建的“774”(北京电子管厂)、“738”(北京有线电总厂)三个国家重点工程一起落户京城。在当时,对于工业基础薄弱、被视为“消费城市”的北京来说,这绝对算得上是“高新技术产业”了。

北京将城市东北边缘的大片空地定位为工业发展区。城市的东北边缘,恰恰就是现在的酒仙桥地区。

如果回到50年前,北京城的城墙尚未拆除。对于当时的北京人,出了城门,也就离开了城里。于是,三座军工厂紧挨着,都建在了酒仙桥地区。“718”占据的地方,叫“大山子”。

厂址既定,最先来到这里的,是718筹备组派来征地的军队秦良文。当时,这里的唯一一条“大路”,是通往顺义县城的马车道。放眼望去,两条大车沟半尺来深。

站在马车道上的秦良文不禁纳闷儿:“明明一片庄稼地,为啥叫大山子啊?”后来他才弄明白,这个地方大约有70多座坟。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的坟按照老理儿,在坟头背后围了一个“U”字形的山包,在这片洼地里,俨然是座“山”,所以才被当地人称为“大山子”。

周围根本没有旅店可住,秦良文只好住在将台乡贺乡长家里。他张嘴闭嘴提到的“工厂”,对将台乡人来说,是个既陌生,又莫名向往的地方。由于人烟稀少,征地过程倒是异常顺利,每亩32元的征地价格凑巧与海拔高度数相同。

等到征地工作结束,秦良文也成功地把乡长的女儿娶回了家。很多年后,有人问这位贺姑娘是看中了秦良文这个人,还是看中了工厂?贺姑娘想了想答:“两者都有。”

实际上,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山子一带的地质情况并不算好。它紧靠东坝河,是一块洼地。当时的北京水资源充沛,这里地下水位很高,不便于基建。但这是后话。

在这片新平整出的土地上,未来将出现3个生产厂区,1个机械工模具厂区,1个动力厂区和1个中心实验室。按照东德专家的设计,718联合厂将是一座占地64万平方米的四方大院儿。

1954年9月,工厂正式奠基。在当时绝大部分企业都是由苏联援建的年代里,由东德援建的“718”绝对算得上是个“异类”。

此后的5年时间里,一共有150余位东德专家陆陆续续来到“718”。每个人各负责一摊儿工作。工厂的建设进行到哪个阶段,哪方面的专家就来,哪项工作完成了,哪项工作的专家就打道回府。

从盖厂房、安装机器,到选原料、再到生产产品、检验产品,东德专家让对“工业生产”完全陌生的北京第一批产业工人,学会了现代化工厂建设、生产、管理的全套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很多已超出电子工厂的范围,日后被应用到其他领域。

第一批东德专家是六七位基建方面的能人,他们在奠基过后来到“718”,指导修建厂房。

天已经很冷了,工地上只有工棚。即使是德方专家,在工地上的办公室也就是一间有地板、生炉子的工棚。“工地上没有西餐食堂,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带吃的,中午我们给烧一壶咖啡。半年以后才有了专门一间屋子给他们做饭。中午吃饭时,有翻译负责为他们读报纸。”时任专家办公室副主任的任熔老人回忆说。

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东德专家从未要求过什么。但面对建设上的分歧,他们却丝毫不肯退让。

根据对地质资料的分析,“东德专家认为抗震强度设计应在8级以上,但我们和苏联顾问专家都觉得应该省点钱,认为有6至7级就可以了。”罗沛霖回忆说,双方僵持了很久。

后来德方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说明北京历史上曾发生过接近8级的地震,抗震级数必须定为8级。为了坚持这个标准,东德专家竟然在南湖渠无偿地帮助中国建造了两座砖窑,用以生产中国根本没有的500标号建筑用砖。他们对砖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每一窑砖都要经过他们的强度测试,不合格不用。

就因为他们的坚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718”所有建筑安然无恙。而北京其它地方建筑的抗震级数都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才提高到8级。

在德方设计中,“718”主要建筑地下都有人防工程,但他们的人防工程与中国、苏联普遍使用的大空间防空洞不同,是一条狭长的“胡同”,只有两三米宽,胡同的墙壁很厚,墙体两侧还有备用出口。

苏联顾问专家认为这样的设计太浪费了。于是,厂长李瑞亲自出面和德方总工程师商议修改。“他听后板起面孔,厉声问:李瑞先生,这建议是您所提的吗?我不相信!是谁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暗指苏联专家)。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最后,人防工程还是按德方的设计进行了施工。

现在看来,正是因为东德专家的专业和近乎“固执”的严谨,才造就了“718”厂这样的百年工程。

“最大的困难是缺材料。很多德方要求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也做不出来。”718一分厂总工程师王思齐回忆,德方要求下水道的截面是鸭蛋形,“这样水流速度大,能把管道内的泥沙冲走,很科学,但我们没有,只有圆形的,凑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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