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拍穷孩子、富孩子63年BBC揭露人生真相:“出身真的决定命运吗?”

原标题:跟拍穷孩子、富孩子63年,BBC揭露人生真相:“出身真的决定命运吗?”

《人生七年》准时更新了,这是很多人今年最期盼的作品之一——它从56年前开始跟拍14个7岁的英国孩子,7年一次,直至今年他们63岁,其中有人已经离世。

这部寻常而伟大的纪录片,这部拍摄超过了半个世纪的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已经更新到了第九季了。《每日电讯报》说,在它面前,所有的真人秀都显得如此小儿科。

《人生七年》准时更新了,这是很多人今年最期盼的作品之一——它从56年前开始跟拍14个7岁的英国孩子,7年一次,直至今年他们63岁,其中有人已经离世。

这部寻常而伟大的纪录片,这部拍摄超过了半个世纪的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已经更新到了第九季了。《每日电讯报》说,在它面前,所有的真人秀都显得如此小儿科。

1964年,导演迈克尔•艾普特想验证英国社会阶层是很难逾越的,富人的孩子依然会是富人,穷人的孩子依然会是穷人,于是便随机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每七年进行一次拍摄。

从他们7岁开始,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56岁,一直到现在,这些当年的孩子,如今已是63岁了!

为了批判英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摄制组当时精心挑选了不同背景的孩子,包括4个女孩、10个男孩,其中,5个来自上流阶层,2个中产阶层,4个工人阶级,1个出身农村,2个来自孤儿院。

迈克尔·艾普特把这些孩子集合在伦敦动物园里,拍下他们玩耍的片段作为纪录片的开头。

当时22岁的迈克尔·艾普特,是这个项目的研究员。拍完第一部之后,他想把这个观察实验继续做下去,从第2部至今,他都担纲了导演。

布鲁斯:因为觉得教育事业有意义,牛津毕业后没有选择高薪工作,而是去普通学校教书。

查尔斯:反感精英教育。21岁后退出了拍摄,后来在新闻业工作,也为BBC拍过纪录片。

尼尔:青春期时患上精神疾病,从大学辍学,成为流浪汉。40岁后人生转折,当上了议会顾问和业余牧师。

皮特:在节目里批评政府被舆论攻击,因此退出了拍摄。56岁时,为了给乐队做宣传回归。公务员,也写小说。

苏:结婚又离婚,单身妈妈,与男友订婚20年但没再结婚。没读过大学,目前在大学做行政工作。

杰基:青年时想当丁克,人过中年却生了三个孩子。身体一直不好,靠领救济金度日。

琳恩:喜欢小孩,搞过移动图书馆,做过特殊儿童教育,一直活在失业恐惧中,2013年去世。

苏西:富家孩子,假期在农村长大。秘书学校毕业,家庭主妇。不喜欢参与拍摄,没有出现在新一集中。

除了逆袭成功的尼克和大起大落的尼尔,其他12个孩子都没有离开自己出生时所在的阶层。

也能看到他们后来的性格、人生选择,都受到原生家庭深重的影响。无论是爱还是伤害。

“在某个时候,我注意到七岁的上层阶级孩子和更自然也更可爱的较低阶层的孩子相比就像个傻瓜。但他们逐渐变得更有趣也更自信,并超过了那些社会地位不如他们的人。真是唾手可得。哎,阶级,财富和社会地位确实有关紧要,而且没办法避免。”

但是,在这些孩子成年之后,导演艾普特就放弃了政治的诉求,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为迷人的主题——人生。

“在整个项目的核心处,我们能看到人生最神秘的东西。我们是怎么成为今天这样子的?”罗杰·艾伯特曾评论这个系列道。

传统意义上来看,《人生七年》第一部中的尼克(Nick),是再寻常不过的平民子弟。

纪录片第一次拍摄时,小男孩被问及梦想,害羞得不敢正视镜头:“我未来的愿望是研究月球。”

7岁那年,尼克每天都要很早起床,走4英里(约6公里)的路,才能到距村庄最近的一所小学上课。

然而就是这个面对镜头不自信、家境朴实的孩子,却成为了世俗标准中最“成功”的人:

21岁那年,这个从小就对自然科学拥有着强烈兴趣的男孩,靠着聪明和勤奋,出人意料地考上牛津大学。

7年后,尼克移民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核聚变,而后渐渐成为人们眼中的精英人士。

在第一个《人生七年》里,尼尔是最招人喜欢的孩子。他总是蹦蹦跳跳,眼睛永远闪闪发光。他梦想着长大后当一个宇航员,或者是巴士司机——这样就能告诉乘客一路上该看些什么。

这个来自利物浦中产阶级家庭的尼尔可谓是《UP》系列里的一个异类,他没能考上牛津,转而去读了亚伯丁大学。

但是大学刚读了两年,他就辍学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等到他28岁的时候,尼尔已经经历了很久的街头流浪生活。

35岁的尼尔住在英国最北部,雪特兰群岛的一栋社会住宅中。“七年之后我在干什么?可能在伦敦的某条巷子里流浪吧。”

这14个孩子里,尼尔的命运最让观众揪心。他的故事总是占据最多的篇幅,观众们期待、又害怕听到他的新消息。

然而到42岁那次出场时,尼尔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他来到了伦敦——不是作为流浪汉,而是地方议会的顾问。

谋求这份职位时,他的流浪经历帮了他大忙——因为流浪,他走遍了那个地区的每一个地方,对各行各业都有了解,很适合做顾问。

他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风景优美的英国乡间,挨家挨户地做居民投票意向调查。尼尔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有了车,有了房,结了婚,成为了一个地方议会的自由议员,甚至被请去澳洲做政治演讲。

尽管做议员仅仅是一份能让人勉强维生的工作,但是尼尔依然为他的事业投入了很大的热情。

“我从16岁开始就一直被精神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它让我没办法顺利地读完大学,也带来某些工作上的困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尝试过求助心理医疗机构,但是那个年代不健全的医疗制度让我很快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

《UP》系列的播出让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观众们带着怜悯的心情写信给他,说他们完全理解他的处境和感受,并试图为他指一条明路。

“但是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我的感觉,没有。”尼尔说。“也许生命不过如此,要做自己,明白生活会一直继续,世上还有无数生命,也在寻找自己的路。”

突然之间,尼尔就从浪费了好出身的loser,变成了励志典范,这让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你无法确定,能留给孩子们任何财富,如果给他们良好的教育,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

在第一季《人生七年》中,还有三个来自伦敦的南肯辛顿区(著名富人区)的孩子。

被称为“高富帅三人组”的约翰(John)、安德鲁(Andrew)和查尔斯(Charles),是人们眼中典型的精英阶层子弟。

“高富帅三人组”中的约翰,曾祖父曾是保加利亚前首相,家庭背景雄厚可窥一斑。

在牛津大学一毕业,约翰考取了律师执照,进入法庭工作,后来还娶了前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女儿。

他的人生看似圆满,但直到其56岁时,约翰才在节目上坦诚,他过得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事实上,我的父亲在我9岁时便离世了,家庭因此陷入经济窘境,是母亲外出工作,才供得起我们上学的。”

“人们总以为,我们这个阶层的人生就拥有哪些权利,想去哪所学校读书就去哪所学校。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他们付出大量努力、拼命熬夜读书的日子,这是一种误解。”

他说:“这个片子里关于我的部分真的有所偏颇,仿佛我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强大特权,其实没有谁能过得这么容易。”

第九季《人生七年》中,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位主人公——托尼(Tony)和苏(Sue)。

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托尼(Tony),小时候在贫民窟的一所小学就读。他一举一动都好动得像只小猴子,长大后却总是想到什么就能做到什么。

7岁时,托尼的愿望是当一个赛马骑师;14岁时,他真的去汤米·格斯林赛马训练场当上一名学徒。

对于放弃读书的托尼来说,赛马曾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破灭后,他只能像父亲一样当个无足轻重的工人了。

虽然一时没有固定工作,但托尼始终没想过伤害别人。因为他明白,21岁的他,有的是时间和力气去折腾。

他离开赛马场后,觉得开出租车很自由,便欣然考了出租车司机执照,在28岁那年拥有了自己的出租车。

在西班牙旅游时,他爱上了那里。于是,贷了一大笔款,在西班牙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些酒吧和商店。

但与之前一样,这个计划又失败了:紧挨着他的地块,大财团盖了一家超市,抢去了所有的生意。

后来,他因为在片子里根据出租车载客率的变化而预言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此名声大噪,现在和妻子在西班牙贷款买了一栋有泳池的小房子,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

在托尼的故事里,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美好的希望一次次破灭,永远跨不出自己的小天地。

同样没有被生活击垮,最终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的,还有来自伦敦东区的平民三姐妹之一的苏。

“结婚结得早一定会错过一些东西。”她说,“错过能够完全做自己的人生重要阶段,因为人一旦结婚,就不能再为自己而活。”

就连35岁时婚姻出现危机,那时她尚无稳定工作,也是当机立断结束那段关系,随后靠兼职独自抚养孩子。

42岁的时候,苏重新开始做全职工作,在伦敦大学皇后学院法学系做协助课程管理工作。

7年以后,苏成为了法学系的行政主管,并且在业余时间加入了当地一家小型话剧团。

苏在42岁和自己的新男友定了婚,但是14年过去, 她没打算让这段关系更进一步,“我觉得组建一个家庭和生小孩这种事,都是过去式了。”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她都始终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这让其整个人看上去都十分年轻。

“不会,为什么非得往回看?”苏笑得很自信,“至少我现在拥有好的职业,有自己的房子,我退休之后可能没有钱去环球旅行,但是只要我能把家里弄得舒服,让家人有吃有穿,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们把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因为我们想在2000年时看看英格兰的一个缩影,2000年时的工人和主管,现在都只有七岁。”《7 UP》的画外音这样说道。

然而从一开始就把这部纪录片当做一篇“阶级固化”命题作文的导演艾普特,却在50年后承认,《UP》系列的内核早就脱去了他想要的讽刺意味和政治色彩。

他说:“在这个系列的拍摄之初,我是很固执的。我和参与者们在对于成功、失败、幸福等方面的定义都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他们的想法往往会被我忽视。”

“我习惯于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带感情地分析他们的优点与不足,对参与者们未来的发展进行预言。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发现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

“我认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老去感到担忧和焦虑,整日为低迷的经济形势发愁,时常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并对年轻时做过的错误决定感到后悔……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受访者们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其他领域找到了让自己真正感到舒适和开心的事情。”

“我认为他们会对自己的老去感到担忧和焦虑,整日为低迷的经济形势发愁,时常回忆自己的青春时光,并对年轻时做过的错误决定感到后悔……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受访者们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其他领域找到了让自己真正感到舒适和开心的事情。”

出生于儿童福利院的西蒙(Symon),一辈子都在当工人,到了晚年申请做寄养父母,帮助了130多个孩子。

曾经梦想当传教士的Bruce,后来上了牛津数学系,将一生奉献给基础教育。

到了《63 Up》,成功实现逆袭的尼克患上了喉癌,正因癌症治疗遭受着许多痛苦。幸运的是,他又娶了一位体贴美丽的妻子,两人互相扶持。

艾普特问过每一个人:“你后悔自己没有……吗?”他得到的回答是清一色的“不后悔”。

他由此不得不承认,许多“成功人士”都会感觉自己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这并不代表别人所追求的道路就是错误的。

那些被主流思想认为没有事业心、没有跨越自己阶层的“失败者们”,他们也从家庭或者其他领域获得了爱与动力,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依然乐观且满足,并认为之后的生活还有无限可能。

“所以我应该会继续拍下去吧,拍到我拍不动了为止,因为我自己也对他们之后的发展充满了好奇。”艾普特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描述自己对这个系列后续的规划。

一部《UP》系列,让我们无数次代入自己:虽然好的家庭背景能够让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但人生没有可比性。

刘瑜早年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一篇《UP》系列的影评,叫做《记得当年草上飞》,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她这样写道:

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

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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