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传奇谢幕 大众中国事业缔造者卡尔·哈恩的几件轶事

[汽车之家行业] 2023年1月14日,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卡尔·哈恩博士(Dr. Carl H. Hahn)去世,享年96岁。

卡尔·哈恩的一生成就非凡,在担任大众集团CEO期间实现了奥迪品牌的复兴、完成了对西雅特品牌和斯柯达品牌的收购、开发了包括帕萨特、高尔夫、Polo在内的众多经典车型。对于中国消费者和大众集团来说,他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缔造了大众集团中国事业,让该企业跻身世界顶级行列,甚至改变了世界汽车产业格局。

作为国内第一批合资车企的缔造者,卡尔·哈恩的中国故事早已广为传唱,但在此之外,这位车圈传奇身上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轶事。比如为进入中国,他曾险些成为集团内部的“公敌”;比如他用一场保龄球赌约成功提升德国员工在华待遇;比如他是欧洲首位红旗品牌车主……

1982年卡尔·哈恩重返大众集团,与中国的合作则成为摆在他眼前的第一要务。但当卡尔·哈恩提出这一想法后,几乎招致大众集团内部的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中国汽车工业和汽车消费市场的底子太差。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汽车产量仅为18万辆,而由于当时购买力低下,这18万辆的年产能都无法完全被消化,全年销量仅能达到14.9万辆,供大于求。若按人均汽车保有量来看,当时的中国甚至比不上尼日利亚,平均每2500个居民才能拥有1辆轿车。

在大众集团内部曾流传着这样一条铁律:想让私人轿车普及,那该国家人均年收入的最低门槛至少达到4000美元。而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2年全国农民家庭全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70元人民币;职工家庭全年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人民币,完全无法达到上述门槛要求。

据卡尔·哈恩回忆:“在董事会上,关于中国市场的议题遭遇了几乎异口同声的反对,让我也多次反思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长达半年多的争论让大众内部对于中国市场意见极其分裂,绝大多数管理层都通过不同渠道表达了反对之音。”

虽然如今的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但20世纪80-90年代却根本没露出这方面的苗头,几乎所有跨国车企对于中国汽车市场前景的判断都极为悲观。

事实上对于大众集团来说,卡尔·哈恩所做出的进入中国决定并没有在其任期内显现巨大成绩,在他卸任大众集团CEO时,上海大众、一汽-大众年销量相加也不过才10万辆。卡尔·哈恩在任期间,除进入中国外,他还力主收购西雅特、斯柯达等一系列品牌,而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财务紧张的大众集团也陷入风雨飘摇中,以至于在皮耶希接手后,外界曾评价卡尔·哈恩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该评价也让他本人愤懑不已。

别墅里的传线年,卡尔·哈恩的夏日别墅里添了一个新物件——传真机,正是这台传真机改变了大众集团的命运。

1987年,卡尔·哈恩的朋友,同样也是大众集团监事会成员的瓦尔特·莱斯勒·基普在北京偶然听说了此事,立马联系到了正在度假的卡尔·哈恩,而后者也立马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当即用他新置办的传真机给时任一汽厂厂长的耿昭杰发了一份传真,表述了大众集团想和一汽合作的愿望,并在24小时内收到来自耿昭杰的访问邀请。

在上面那台传真机发挥作用之前,一汽一直在跟克莱斯勒谈判。若不是后者开出的“入门费”门槛太高,多达1760万美元,双方的合作恐怕早就谈拢了。而即便是这样,一汽方面也同意先行引进克莱斯勒生产的2.2升的发动机,并计划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引入道奇600轿车,将其外形稍作修改后以红旗CA750F的名义交付给相关部门做公务用车。

上述承诺让一汽方面大为惊愕,耿昭杰旋即停止谈判,给赴底特律的团队打电话,让他们先不要签署与克莱斯勒的合作合同。然后卡尔·哈恩又祭出了第二招,彻底打消对方的顾虑。在谈到发动机时,他向耿昭杰保证,克莱斯勒所提到的发动机和设备,其实就是以许可证方式制造的大众汽车4缸发动机,可完美适配大众相关车型。

接下来,他又打出了精明的第三招。谈判中,一汽方面的诉求之一是以许可证方式生产奥迪100来替代红旗成为公务用车,卡尔·哈恩则十分大方的提出会把南非工厂的奥迪100的生产线借给一汽使用。如果双方愿意合资,那几年后这笔资产可以视作大众对合资企业的部分投资,如果没能合资,那这笔钱可以以后再付。

在大众介入之前,克莱斯勒对于中方的态度极为傲慢,即便领导人亲自登门拜访三次,都没能见到对方的一把手,甚至连拜访时间都被限定在30分钟以内。而在知道大众即将与一汽达成合作时,克莱斯勒的态度立马转弯,表示一切都可以谈,但为时已晚。如今,大众品牌在中国家喻户晓,市场表现连续夺冠,而道奇等品牌却早已消失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历史长河中。

进公共泳池权利刚到长春时,至少从城市面貌方面来说,卡尔·哈恩对于这座城市的观感并不好。据他回忆,长春最初给他的印象是荒凉,宽阔的大街上是没有尽头的沉默地骑着自行车的人流。

彼时的一汽虽然也在生产红旗车型,但在大众的视角看来,工艺水平还无法达到标准。工厂里没有机械化设备,一汽铸造师展示的工艺环节,对卡尔·哈恩来说甚至称得上“杂技”——“在浇铸发动机缸体的地方,铸造师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站在增高的浇注平台上,拦住头上方的使用德国Demag公司制造的绳索传动装置从电熔炉自动传过来的容器,容器里装有液体铸铁,他必须抓住挂在绳索下端的开关。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竞技表演似的工作,那之后才能操作浇注罐,然后空容器重新滑回电熔炉。”

尽管长春给卡尔·哈恩的第一印象是荒凉,但经历过10余年的发展后,长春的城市面貌已经让这位见过世面的大人物感到吃惊。2003年,卡尔·哈恩又一次来到长春,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已经发展为现代化大都市,完全比得上中国的沿海城市。

卡尔·哈恩与红旗品牌是很有缘分的。在他第一次到达长春时,前来接机的就是一辆加长的红旗轿车;与一汽接洽时,第一个谈判项目也是引进奥迪100来替代红旗成为公务用车;后来,耿昭杰也曾赠与他一个红旗车模。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感谢卡尔·哈恩为中国汽车工业作出的贡献,在他1992年退休那年,中国政府赠予了他一辆红旗轿车。这辆车大有来头,是红旗品牌第一次到达欧洲大陆,现存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博物馆中。

也许对于他来说,红旗给他的第一印象可能没有那么好,毕竟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汽车工业底子过于薄弱。而该品牌在此后几十年的发展,或许也会让这位“老大众”刮目相看。2018年9月,品牌焕新后的红旗在德国慕尼黑正式落成了设计中心;2019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上,红旗品牌携红旗S9、红旗E115两款车型重磅亮相。

2018年,卡尔·哈恩独自飞了12个小时来到北京领奖,领完奖后的第二天甚至还在三里屯太古里逛了两个小时,而这已经是他在两个月内第三次来到中国,这对于当时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极为不易。

此后的晚宴上,不少人都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少吃多运动。按照卡尔·哈恩的表述,虽然已经鲐背之年,但他仍然保持每周工作6天,出差期间坚持每天游泳3/400米外加单车运动。到冬天他会滑雪,到夏天他会进行帆船运动和潜水……这一切都颠覆了外界对于一个93岁高龄老人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在开发第三代高尔夫时,卡尔·哈恩将“安全”这个主题放在了十分显眼排序上。从1987年开始,美国已经要求所有轿车都要设有碰撞自动保护装置,但在当时的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并不存在这一法规。

如今,金融、保险、维修已经成为车市微增长、负增长时经销商的重要利润来源,而在1964年,身为大众美国总裁的卡尔·哈恩就看到了这一趋势。在那一年,他力主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属于大众的保险公司。

与之类似的还有汽车租赁业务。在进入大众集团董事会后,卡尔·哈恩提出要组建大众汽车租赁公司。1966年,该公司正式成立。由于充分学习了美国市场的租赁模式经验,该企业成立之初便是德国最大的租赁公司,很快便发展为欧洲最大。而在这20多年后,其他德国车企才幡然醒悟,加入到这一队伍中去,不过此时的大众已经遥遥领先了。

面对媒体采访,卡尔·哈恩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事业是我个人事业中最重要的、也是回报与收获最多的一段经历。因此,我不仅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认为我就是中国的一分子,我非常感谢中国给予我整个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一份礼物。”看到如今中国汽车工业和大众集团(中国)的蓬勃发展,他想必很欣慰吧。(文/汽车之家 陈灿)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