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恩与朵拉·玛尔MoMA里浪漫而尖锐的她

  “超现实主义”的阵营里可谓明星璀璨:米罗、达利、恩斯特、马格利特……如今超现实主义已经变成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流派之一。本文介绍的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藏中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极具浪漫的神话色彩,或尖锐地介入社会观念,显而易见的是,她们的表现力和思考深度一点都不亚于当时站在中心位置的男性成员。

  20世纪20年代,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拉下帷幕,为了抗议战争而生的达达主义也失去了其生命活力。本是达达主义追随者的巴黎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扛起了一面新的旗帜:超现实主义。

  1924年,他发表了《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现实……我相信在将来梦境和现实这两种表面上似乎相互矛盾的东西,最后将化为一种绝对的现实,或超现实。”

  “超现实主义”的阵营里可谓明星璀璨:米罗、达利、恩斯特、马格利特……如今超现实主义已经变成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流派之一。它使用的元素和语言都不晦涩,但组成的意象却能持续提供新奇感,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比列调配得刚刚好。因此在视觉艺术、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等许多方面,都会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毕竟达利那个熔化的时钟,几乎已经尽人皆知……

  然而,你或许也发现了——超现实主义里,正如其他1850—1930年间掀起高潮的各种艺术流派里,难道就没有女性艺术家的名字首当其冲吗?

  确实,那段时期每次艺术运动都由男性发起和主导,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符: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中心巴黎,它的女性直到1944年才享有投票权。

  但这完全不意味着缺少优秀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在MoMA翻新后的“超现实主义物件”的517展厅里,她们的作品汇入了这一章的精彩叙事中。这也是本文的主题,MoMA中“超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女性力量”(Surrealist Women)。

  MoMA资深策展人安·厄姆兰德(Anne Umland)分享她最喜爱的几件女性艺术家创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虽然弗里达·卡罗反对“超现实主义”的标签——“我画的不是梦境,我画的都是现实”,然而在当时,她也不介意自己的作品在超现实主义主题下的展览里参展。

  车祸毁坏了弗里达的身体,使她的一生承受了多达三十五次的手术;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背叛更是雪上加霜,她在生命的深渊不断下沉,又拼命撑住,在喘息间画画。

  这张画里,她穿着宽松的男士西装,手上拿着一把剪刀,周围散落着剪断的头发。画的上方写了一句墨西哥民歌的歌词:“看啊,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头发。那现在你没有了长发,我便不再爱你。”就在创作这幅画的前一年,弗里达与丈夫离婚,同时她也获得了新的自主,发誓要靠自己而活。

  弗里达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画了六十多幅自画像,有时会表现得疯狂,她解释说:我画自画像是因为我经常孤独,因为我是我最了解的人。

  利奥诺拉·卡林顿是一位出生在英国的墨西哥人,成年后她又回到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墨西哥妇女解放运动团体的创始成员。

  她从小就反叛,年轻时接触了超现实主义,小时候让她印象深刻的神话故事和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遇上了超现实领域可谓一点就着。很快,卡林顿就发展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她曾是另一位超现实主义大师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恩爱恋人,但这段恋情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中断,卡林顿备受创伤,不得不在医院接受一段治疗。

  还好,这段与自我意识和幻觉搏斗的经历并没有让卡林顿崩溃,反而更加激发了她的创作活力。

  卡林顿经常在作品中融入并重复各种动物的形象,但她从不给出明确的解释,她觉得这样会限制它们的神秘。在这幅《然后我们看到了牛头怪的女儿》中,从形象到构图,甚至到名字,都充满了在世神话般神奇的想象。

  “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出生于西班牙的女艺术家雷梅迪奥斯·瓦罗完全认同超现实主义的理念。她就像是个炼金术师一样,将传统绘画技艺、超现实方法和神秘主义一起,糅合成了一件件让人惊叹的作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移居到墨西哥。在那里她认识了利奥诺拉·卡林顿,来往密切,并决定留在这里继续关于超现实的表现。

  《魔术师》便是她在墨西哥期间所作,描绘了一个来到城镇的魔术师正向一群市民展现奇迹。魔术师的脸由珍珠母贝所组成的五角星构成,据说这五角星是古代象征启蒙的符号。

  虽然题材非常超现实,但瓦罗在这里采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技法:她将草图移到处理过的石膏板上,这样画面会显得更有质感。除此之外,她还使用了印花釉法,在魔术师衣服的图案及背景树上的细致表现上就可以看出。

  梅拉·奥本海姆在当年超现实主义的圈子里算是活跃分子。她美丽、大方、接受专业训练、有点男孩子气,一登场便是以艺术家自居而非“缪斯”——然而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她的印象只是曼·雷的模特,恩斯特的情人,以及这一件毛茸茸的作品的创作者。

  实际上,这件作品只是奥本海姆的“无心插柳”之作。有一天,她与毕加索和他当时的情人朵拉·玛尔(Dora Maar)在巴黎的咖啡馆聊天,毕加索对奥本海姆的皮草手链赞不绝口,他说皮毛可以覆盖任何东西。奥本海姆顺口一提:“连杯碟都可以。”不久之后,当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安德烈·布勒东邀请奥本海姆参加第一届以物为表现主题的超现实主义展览时,她便到百货公司买下了一套茶具,并用棕褐色的毛皮将它变得毛茸茸的。这件作品一下子让奥本海姆声名大噪。当然,这其中所隐含的性暗示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在朵拉·玛尔成为毕加索笔下那个哭泣的女人之前,她其实已经是名优秀的艺术家,特别是以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闻名。

  在很多张照片中,她会将人与动物的某些部分拼合在一起,构成一组光怪陆离的异相世界。“我想在我的作品中创造一种神秘的氛围,人们一定想看到它。”

  露西·施沃布和苏姗·马荷比是继姐妹,也是恋人。她们的家乡及父母无法容忍这样的事发生,于是她们来到了巴黎,成为了一对艺术拍档。

  她们都改了自己原来的名字,选择了可男可女的中性名字。这也意味着她们的创作理念:抛去被给予的性别身份的框架,挑战社会中已有的二元对立观念。

  这行作品中,艺术家将自己的头像投影在一件日常的金属罩上,制造出独特的“肖像照”。克劳德·卡恩认为她们的自我成像项目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个面具的下面又是另一张面具。我永远拿不走所有的面具。”

  在这些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或极具浪漫的神话色彩,或尖锐地介入社会观念,显而易见的是,她们的表现力和思考深度一点都不亚于当时站在中心位置的男性成员。

  无论是融化了的闹钟,还是坐在你对面的牛头怪,都是艺术史里——也是当今思想和视觉资源里的重要一页。那些被遗忘的星该被重新点亮,你也会重新认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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